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不孕不育发病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在我国,随着生育年龄的推后,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患者数量已有5000万左右。

  互联网上一些女性宣扬“不婚不育保平安”,现实语境中,生育焦虑却在真切地困扰着另一批人。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孕育后代对于一些家庭而言,渐渐变得有些像是奢望。

  一面是不孕不育高发,就诊之路无比曲折;另一面是生育热忱和传宗接代的社会观念。中间不断被撕扯的是一个个家庭,巨大的矛盾下,辅助生殖被催热,试管中有焦虑也有希望。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

  在扎了快200针之后,39岁的徐恩下了最后通牒,既是对丈夫,也对仍然心有不甘的自己。这些年,为了要一个孩子,她承受了很多肉体上的痛苦,放弃了对事业的追求,辗转多地求医。她想,马上40岁,是接受现实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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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承受生育之苦

  生育从未如此复杂。一方面,它是一个小家庭的隐私;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大家族的血脉延续。往大了说,还关乎社会的未来。而在中国,“不想生”的低生育意愿和“不能生”的不孕症,两者正以荒诞又不失逻辑的方式共存。

  时间倒退12年,2009年刚结婚的徐恩和丈夫没着急要孩子,夫妻俩享受着二人世界的甜蜜。他们在山东某上市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升职就摆在眼前,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唾手可得,“虽然那时我已经快28岁了,但还处在追求自我发展的阶段,想过两年再要孩子。”

  与徐恩有相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延长,毕业后找工作、适应职场,初婚初育年龄势必“水涨船高”。“年龄越大,不孕发生率越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凌秀凤介绍,10年前,江苏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是26岁,现在则推迟到近30岁,而医学上最佳生育年龄是24岁至29岁。“所以说有时候父母催婚、催生是有道理的,从身体角度来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是对的。”

  徐恩也没过分在意,她曾认为怀孕生孩子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作为高学历的职场精英,她习惯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达成的。等过了两三年后她真的想要孩子,让甜蜜的家庭更完整时,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怀孕,就是她生活中那件充斥着概率、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

  “我和丈夫做过很多孕前检查,明明各项指标显示一切正常,迟迟要不上孩子的,为什么是我呢?”作为一件到了“高龄产妇”才开始考虑的事情,生育的残酷之处暴露无遗:一旦发现问题,留给徐恩的时间窗口通常不长。

  因为始终查不清原因,徐恩又翻阅了不少资料,最后决定“北上”。她收拾行李,带着妈妈和丈夫,风尘仆仆赶去北京最有名的生殖中心。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决定走上试管之路。

  “先打针降调,看指标怎么样,到时候来促排。”北京的医生给了方案,一场长期攻坚战看上去不可避免,徐恩索性在医院对面租了房子,和妈妈安心住下来,把丈夫赶回去上班。

  真正进入生殖中心,徐恩才看到,原来不孕不育的人群竟这么庞大!医院号源紧张,她总是能起多早就起多早,因为一不留神晚去一会,取号的队伍就要绕着圈排到医院门外。凌晨4点多,在小书包里装好纸巾、水杯、面包,拎起小马扎,徐恩和妈妈兵分两路去不同科室签到排号。“5点签上到,才能保证取到前50以内的号。”想起那段经历,徐恩苦笑。

  常规检查、血尿、肝功能、激素、白带、宫颈……检查单子掐在手里,她在医院跑上跑下,在每项检查中间,等待也是常态。

  徐恩到现在都还记得,诊室门外的屏幕播放的除了医院宣传片就是《猫和老鼠》。“来来回回那几集,情节都快要背下来了。”看着那只被耍得团团转却总抓不到老鼠的傻猫,她笑不出来。

  等检查都差不多时,马上要进行取卵手术。这还是她成年后第一次进手术室,表面上装作不太害怕,但内心抖得如筛子。

  “我真的不想回忆。”打了麻药,徐恩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减轻了生理上的痛感,但无法消除内心的羞耻、紧张和恐惧。

  徐恩一共取出了20颗卵泡。3天以后,医院会通知她和丈夫,他们的卵子和精子有没有结合成受精卵,“像学生查成绩一样的,医生会告诉你,现在取了多少个卵泡,培育成多少个受精卵,质量怎么样。”

  她的“成绩”不差,从她体内取出的这20个卵子最终配成了10多个受精卵,养成囊胚,“那时候期待值很高,觉得第一关闯过了,可以移植了。”

  接下来就是检测子宫内膜的厚度,看是否适合移植。抽血、验血、做B超,刚开始三四天检查一次,越到手术前检查越频繁,隔天甚至每天都要到医院报到。

  时间不长,徐恩的两侧手臂就布满抽血的针眼,青青紫紫一片。

  当然,经历过取卵手术、移植手术,这就是“小巫见大巫”。“第一次扩宫口的时候整个人特别抵触,后来做多了,就放弃抵抗了。”为了孩子,她只能一再承受。

  然而天不随人意,前后6次移植手术,没有一次成功。不断的失败让一向理智的她渐渐情绪失控,“说实话这种痛苦很难用语言形容,它不会在某一个特定节点爆发,而是一直绵延不断,好像上山下山找不到绕出去的路。每次失望之后带来的失落感,都会让我觉得压抑,却又无从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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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为生育割让自我

  吃药、打针、取卵、移植,通常就诊女性的一个治疗周期为1.5个至2个月,她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对抗时间。这时,距离徐恩来北京治疗已一年半了。

  生育的不确定性已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即使公司再善解人意,让徐恩停薪留职安心备孕,她也无法再开口说出请假二字。正好丈夫工作调动回苏州,分居两地不是长久之计,在这个契机,她决定辞职。2018年底,她离开了那个自己奋斗过十几年的职场。

  在这个时代,“男女平等”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共识。但当大家走出象牙塔,走上社会,走进婚姻,徐恩却发现自己无法摆脱来自职场、婚恋和生育三者的角力。

  医生们对这点感同身受。“我一般会提前到早上7点半开始看诊,让那些在南京工作的患者做完检查就可以回去上班。”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高彦宁可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愿意看到很多女性因为生育,放弃自己的工作。“我想告诉她们,生育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她们不应该为了生育让自己被‘社会边缘化’。”

  在高彦看来,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决定”,生育对小家庭来说还有另一个复杂的背面:男性和女性在其中的角色、权利或义务,无法用一杆秤精准衡量。

  离开职场,徐恩说自己“舍不得,但没办法”。离职那天她请同事在公司附近吃饭,却没再回办公室看一眼,最后剩下的一点东西都是同事帮忙收好拿给她的,她的大部分物品早在一次又一次的请假中,陆陆续续拿走了。

  “徐恩姐,别着急辞职啊,你就去慢慢治,生了宝宝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你。”同事的挽留虽然暖心,但徐恩知道,人生的转向已不可避免。因为生育暂时放下的自我谁来修补?日后还能不能重回职场,和以前一样独当一面?只怕谁都给不了徐恩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连徐恩自己,也无法厘清“爱孩子”和“爱自己”是相同命题还是不同选择。辞了工作,回到丈夫老家南京,在下一份工作的空当期里,徐恩想,要不要再试一次?就最后一次。

  “我和丈夫达成共识,这次如果不成,就接受自己没有孩子的事实。不能为了孩子,完全失去自己。如果实在喜欢小孩,以后可以领养。”

  医生其实见多了因为孩子影响夫妻感情的案例,高彦告诉记者,甚至有夫妻带着离婚协议书到诊室等待移植是否成功的结果。

  但幸好,徐恩在这方面算个“幸运儿”,丈夫的支持给了徐恩很大慰藉。他总是和徐恩说:“没关系,如果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们两个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好。”

  这次不奔波了,就在家门口治,她来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一次性取了10颗卵子。第一次移植,仍是失败。

  “奇怪了,明明胚胎外形看起来很健康,失败的原因在哪呢?”徐恩的主治医生建议她重新做全面检查,并尝试第三代试管技术。

  不同于一代试管,只通过外观形态判定囊胚健康程度,这次他们提取囊胚外周的细胞做基因检测,发现10个囊胚中只有2个在基因方面是过关的。这让徐恩大为震惊,以前竟然做了很多无用功。

  再进一步检查,徐恩的免疫方面竟然也存在问题。细查下来,原来一直没被发现的这些问题,才是最核心的。“就好像以为自己提着水桶去打水,最后发现拿的是竹篮。”徐恩想起还是忍不住感慨,要不是医生细心“复盘”发现了这些问题,她可能会“一错再错”。

  找到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徐恩又开始了大把吃药、频繁打针的日子。她随手从柜子里拿出满满一袋子剩下的药和针管,“这是黄体酮注射液,利于胚胎着床的。这是那屈肝素钙注射液,抗血凝的。雌二醇,一吃就要20多天不能停……”

  袋子里还有不少粗细不一的针管,针也要自己打吗?“那可不,有的打肚子,有的打腿上,还有的是屁股针。”说话的时候,徐恩还不断摩挲着肚子和大腿,几百针打下来也久病成医,“对自己下手”眼睛都不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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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制造生育焦虑

  这次移植后是背水一战,徐恩说自己走进手术室的步伐都更“悲壮”了一些。

  “今晚回家吃点什么好吃的啊?”“给你推荐一家店呀!”移植前为了舒缓徐恩的心情,护士赵静总爱跟她“东扯西扯”。

  赵静是徐恩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做试管以来,和她接触最多的一名护士。“你会觉得,这对夫妻这么温和,做他们的宝宝一定很幸福。上天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孩子,真的有点残忍。”赵静告诉记者。

  这些陌生人带来的感动其实一直围绕着徐恩。她还记得有次手术结束后,她坐在一边休息,看到清洁工阿姨进来本想赶紧起身离开,结果阿姨立刻按住她叮嘱:“再休息会儿,不耽误我清理,姑娘祝你好‘孕’。”

  徐恩的手机里,还有三四个“病友群”,都是她坐在医院等待检查结果和大家闲聊时被拉进去的。“翻滚吧BABY”“好孕帮”“子辉群”,从群名就看得出来,这些群承载了备孕妈妈们多大的期盼。

  人类的悲喜在这里无比相通,她们都是社会里的极小个体,却承担着家庭繁衍生息的重任,她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每天期盼着自己怀孕。似乎,怀孕成了她们目前最大的目标。一旦有人报喜“怀上了”或“生了”,群里还会跟着一溜烟地发“接好孕”,求个好兆头,不管平时多理智的人,这时候都相信“孕气”是会传递的。

  移植后的第9天,和每次一样,徐恩拿出早早孕试纸。竟然在上面看到了浅浅的红色!第10天,再测,颜色更深了一些!徐恩把试纸拍给赵静确认,赵静回了两个字:成了。

  在一天天加深的颜色中,徐恩和丈夫又期待又忐忑。终于熬到第14天,她和妈妈、丈夫一起到医院验血。特意比平时起得更早,7点多就到了医院。9点报告单出来,医生把结果告诉她,“恭喜啊,怀孕了。”

  好像中了头彩不敢相信一般,回家的路上徐恩整个人都是“飘忽忽”的。丈夫满脸都是激动,妈妈也跟着在一旁偷偷抹眼泪。

  一直闷着头“冲刺”,闯过终点线后,徐恩的生活看似更平静了,同时又打开另一新世界大门。徐恩家里,沙发上一本940页的《育儿百科》已看了快三分之一,随手翻开都是她标注的划线和折页。客厅的落地窗前,阳光最好的位置,晒衣架上正挂着新买回来洗过的小毛巾。

  孩子爸爸亲手洗了孩子全部的衣服、床单、被罩、纱巾布,从不假他人之手。人高马大的父亲,攥着比自己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小衣服,边清洗边哼歌。每当看着丈夫宽厚的背影在洗手台前微微弓着,徐恩总觉得之前的痛苦恍如隔世。

  徐恩在试管这条路上“毕业”了,但试管婴儿是所有不孕不育者的救命稻草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今的试管婴儿成功率虽可以达到30%-60%,比起早些年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也意味着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正在漫漫求子路上踽踽独行。

  “很多患者明明身体可能没太大问题,通过治疗、调养,努努力能自然受孕,她们却像点菜一样来了就喊着‘我要做试管’。”高彦对一些患者的行为感到无奈,同时她也理解她们孕育一个孩子急迫的心情。更让高彦觉得无奈的是,不少人全家齐上阵,婆婆甚至会偷偷来问“试管的孩子是亲生的吗?”有的患者拿着网上四处搜集来的说法,一一质问。焦虑的情绪因为“不了解”,被越烧越旺。

  作为一个医生,高彦觉得自己“治病”重要,而“治心”更重要。她的看诊习惯是,首次面诊一定要夫妻双方都在场。“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夫妻双方必须要彼此配合与理解。”

  在高彦的办公室,摆着不少绿植、鲜花,周围的墙面也是粉色的。其实高彦并没有时间养花,摆放这些就是为了患者能有一个舒心的环境。

  “心态直接影响患者的身体。”过度焦虑会影响患者的睡眠状况、内分泌状况,以及精子、卵子的质量,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高彦有时会建议特别焦虑的患者寻求心理疏导。她说,“医生能做的其实就是陪患者走一段路。也许我不能让患者成功抱一个孩子回家,但至少能让她们在回想起这段艰难的日子时,没有那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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