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体外受精很快做成,医院招募到了一批不孕患者准备移植试验。对他们来说,生育的渴望远远超过对新技术的质疑,皿星、优群的父母都在其中。罗优群的父亲罗志元最初以为“做试管就是在体内插个管子”。卢光琇几乎24小时都在实验室,吃饭靠家人送。有一餐没一餐,经常胃痛。有一次为了连续观察胚胎发育,她在实验室整整待了3天3夜,胃痛得在地上打滚,被同事抬到手术床上休息。“一旦受精,生命就开始编程,不受我的控制。每分每秒对胚胎发育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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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多例病人中终于成功2例。为了更好地保存胚胎,她又去法国学习胚胎冷冻技术。

  当她身处法国时,父亲卢惠霖替她守在产房之外。罗优群的名字是他的母亲从众多专家取的名字中凭感觉选择的,恰好是卢老所取,“优群”的意思是比一般人都优秀。卢老慈爱地把优群抱在怀里的一幕被拍了下来,如今悬挂在中信湘雅的候诊厅。

  回国后,卢光琇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她接到通知:不许再做了。

  “生怕把胚胎怎么了”

  读大三时,罗优群到中信湘雅实习。进实验室的前一晚,他兴奋得失眠。当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胚胎的时候,时光仿佛穿越——“我原来就长这个样子。”

  从不避讳谈自己是试管婴儿的罗优群,起初并不能理解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他曾经觉得,不孕不育“跟感冒发烧一样平常”。不过,他渐渐留意到,每次有记者来拍摄时病友们都很抗拒。“他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没有小孩。”

  曾有十余年,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几乎陷入停滞。直到进入新世纪,试管婴儿行业才迎来春天。

  2001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2002年,中信集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卢光琇团队共同组建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开创央企与高校及科研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先例。

  “从孩子的出生数量和健康状况上看,我们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卢光琇介绍。

  早在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1976-1985年全国总不孕率为6.89%。到了2012年,中国人口协会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达到4000万,占到育龄人口总量的12.5%。4000万,这相当于加拿大的人口总量。

  没有其他地方比在中信湘雅更能直观感受中国人的生育焦虑。门诊大厅每天7点不到就人山人海,40%的病人来自外地。门前的湘雅路被称作“睡衣街”,因为试管妈妈们住在附近大大小小的“幸孕旅社”,平时穿着睡衣来来往往。争吵和泪水再常见不过,曾有女子被丈夫一巴掌打翻滚下楼梯。卢光琇的诊室常被慕名而来的病人堵住,为了不影响办公不得不安装门禁。

  实验室和门诊不一样,和病人不直接接触。大多数时候,罗优群看到的是畸形的精子以及发育不成熟的卵细胞。

  某天,他负责安排病人排精,在快下班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丈夫排精困难,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越紧张越是排不出,而卵已经取出。

  当时的胚胎冷冻技术不够成熟,3小时内必须受精。妻子急得直哭,硬生生下跪哀求:“医生,你一定要帮我们想办法啊!” 罗优群一下子懵了。

  工作时间越久,他越发觉得“这份工作是神圣的”。2014年,中信湘雅建立起大陆地区第一套ISO流程,质量控制日益稳定,但罗优群总是“生怕把胚胎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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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优群正在体外受精实验室内工作。

  “你一定得帮我孙女,不然我死了也不安心。”这是罗优群的姨奶奶在临终前对他的嘱咐。表姐一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吃了1万多元的中药,实在没辙了才来找他,经过试管治疗,终于生下健康女婴。

  但没能让姨奶奶见到重孙女一面,罗优群至今遗憾。

  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约有1000人回到中信湘雅解锁存在这里的冷冻胚胎。大龄产妇越来越多,她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不孕不育,还有染色体疾病、基因病等遗传病。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通过胚胎种植前遗传学诊断,可对单基因遗传隐患进行筛查。2012年,中信湘雅诞生世界首批经全基因组测序、保证染色体无异常的试管婴儿;2015年诞生中国首例“无癌宝宝”,阻断了癌基因的传递。

  “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是帮助更多大龄妇女怀孕,其次要保证生出的孩子是健康的。”这几年,卢光琇把工作重点转向精准医疗,朝着父亲最初的“优生”方向努力。

  关于子宫的困惑

  2015年9月,“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刚刚发生一个月,43岁的刘云爱就赶到中信湘雅咨询试管婴儿手术。她年仅19岁的儿子——消防员蔡家远,在爆炸中牺牲。5%的成功概率下,刘云爱成功怀孕,次年8月顺利产下一子。

  面对失独群体,卢光琇感到心痛,更多的时候是无力。“只要子宫没问题,基本能帮他们怀上,哪怕四五十岁。但如果子宫出了问题,我就彻底没办法。”

  现在她依旧每周出3天门诊,专门接待3次以上怀孕失败的病人。对待这类患者,她第一件事都是先做心理疏导。看到子宫被切除却还没有孩子的女性,她非常同情,只能建议对方领养孩子。

  她能清楚感受到代孕需求的增长,但也明确支持对商业化代孕的禁止:“代孕者往往是弱势群体,她们大多数是为了钱才出售子宫。代孕母亲如果发生问题,你说救谁?孩子,还是妈妈?”

  1996年,首例代孕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孩子的母亲多次流产后,因妊娠中期子宫破裂而行绝育术,因此选择代孕。1997年,卫生部出台规定,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

  禁令之前,卢光琇也曾参与实施几例代孕手术。尽管技术操作上不存在难度,但伦理和法律问题不可回避。

  一个案例让她印象深刻:姐姐帮妹妹代孕,前期比较顺利,但胎儿足月时,因家庭矛盾,姐姐擅自把胎儿流产。

  她还遇到过一起纠纷:外甥女帮舅妈代孕,怀了一对双胞胎,“刚开始女孩说舅舅对她很好,她什么都不要,只是帮舅舅完成心愿。当然,舅舅给了很多钱,还帮她找了工作,但她后来又要车子,不然就把‘毛毛’打掉”。卢光琇记得,女孩怀孕期间还得了妊娠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现在想来依旧后怕。

  2003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明确规定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代孕技术。但目前,国内依旧存在完整的地下产业链,一些代孕需求者觉得没有法律保障,转而寻求境外代孕服务,引发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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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代人只能不断提高成功率。未来,也许会出现人造子宫解决这个问题。”卢光琇说。

  其实,从遗传学角度,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也并非父母亲生。“供胚”意为胚胎的精子、卵子均不来源于亲生父母。但对罗优群来说,这只是一个产品名称罢了,“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我。父母养育我多年,我们是有感情的” 。

  “夫妇通过自然方式养育孩子当然是最完美的,只有没办法了才会这样。” 罗优群并不知道“赠胚”源于何处。生殖中心有严格的伦理规定,供卵、供精的双方均完全保密。

  到2003年,卢光琇共做过7例供胚移植手术。最初做供胚的背景是因为胚胎十分宝贵,国内尚无冷冻胚胎技术,丢掉十分可惜。“那时谈伦理是奢侈的。很多人为了怀孕愿意接受供胚,就像现在很多人排队花三四年等一个卵子。”这项业务后来被法律禁止。

  罗优群的妻子也是医生。俩人每天都工作12小时,父母从常德来帮他们带孩子。为了减轻老人负担,休息日他只允许自己睡到7点,主动带娃。“除了忙点,都挺自在。”

  今年女儿两岁,最近刚学会说话。他和妻子为她取名叫罗忆霖。“人要懂得感恩。虽然没见过卢惠霖老爷爷,但我希望她能记住他。”

  下午4点,罗优群说自己好饿。这位身高170厘米的小伙子身材瘦削,体重只有55公斤。“我很挑食。”他承认,从小就被母亲溺爱。

  “父母心皆如此吧。”他不觉得这跟自己是试管婴儿有何关联。

  记者问他最爱吃什么。“妈妈做的菜。”他毫不犹豫,“她做的什么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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